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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简要分析
日期: 2019-07-19

河北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参会论文二等奖


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简要分析


摘要: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诸如私人情谊之类的影响力进行受贿而非利用自身职权以及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情形也十分常见,此种情况下,若仅根据行为人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而以斡旋受贿或受贿罪定罪,明显违背立法原意。并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又与斡旋受贿罪有很多相似之处,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当中,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争议已久,故本文将对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做简要分析,以厘清类似犯罪,便于正确适用刑法,作到不枉不纵,充分保障人权。

 

关键词:主体适格 罪责刑相适应 斡旋受贿 影响力 职权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的内容,作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公布实施。笔者认为,该争论的核心内容在于主体的适格性以及其与斡旋受贿的界限,故而在此对这两个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一、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能够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上述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拥有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的人;另一类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与其有近亲属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的人。而对国家工作人员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不得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排他性规定。有学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已经规定在三百八十五条的受贿罪中,故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发生了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应当包含国家工作人员,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将国家工作人员排除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之外,认为其只能构成受贿罪或者斡旋受贿,将出现定性错误。受贿罪或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具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影响力”的产生原因不同:斡旋受贿的“影响力”源于国家公权力;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影响力”是非因国家公权力产生的、基于行为人自然人身份而产生,如父子、同学、战友等。其次,行为方式不同:斡旋受贿具有间接性,是利用自己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来进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种是行为人利用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 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促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另一种是行为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其间接性较斡旋受贿更加明显。由此可以看出,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惩治的是不同的行为。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利用的是其影响力而非其本身的职务便利或自己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仅仅因为他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就排除行为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认为其构成受贿罪或斡旋受贿,这显然是欠妥的,违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


第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难以估量,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可以产生的密切关系不胜枚举,国家工作人员尤其领导干部的近亲属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情况大量存在,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将国家工作人员这一主体纳入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当中,符合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样也顺应当前对腐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


二、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定


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较为类似的是斡旋受贿,比如二者均要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必须是不正当的利益;再比如,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都是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来受贿,均具有间接性。那么当行为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同时又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的职务行为来受贿的时候,要如何界定其行为是斡旋受贿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呢?


如上文探讨行为模式之处所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有两种行为模式。第一种是行为人利用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 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促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而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这种模式下,与斡旋受贿的区别较为明显,行为人主要利用的是自己与实施职务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密切关系对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是关系性的影响力,即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密切关系包括亲密关系及对立的非难关系。具有亲情关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具有感情关系的配偶、情人,都会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理造成影响,对“亲人”所提的要求尽量满足;如果不满足关系人的要求,将会对关系的维护与维持代理不利后果,因此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胁迫性,对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间存在非难影响力,由于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心理有一定的胁迫性,这种不利影响也许并不紧迫或者并不严重,但出于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国家工作人员为保全自己进而会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二种是行为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此种行为模式下的受贿行为利用的是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与斡旋受贿表述相同,此处的界定笔者认为关键点在于不当行使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出于谁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而作出的职务行为。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行为人与不当行使职权之国家工作人员间,是一种间接关系,其不当行使职权,是由于受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对自己职务、职权的制约,碍于某种关系或者情面,对其他国家工作员向自己提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亦或者是行为人利用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利用自己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与行为人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对行为人的利用行为并不知情。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不当行使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受与行为人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性影响而做出的不当职权行为,而行为人本身与不当行驶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并没有权力性的影响,不当行使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出于行为人与对他有权力性影响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而同意行为人的不当要求。


而如果行为人与不当行使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一种权力性的影响力,则考虑构成斡旋受贿。因为斡旋受贿利用的是行为人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产生权力性影响,此时,最终行使不当职权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出于行为人本身对他的权力性影响而实施的不当职权行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为人与不当行驶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权力性影响是区别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键所在。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具有双重身份的。当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权时,他的身份是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受贿行为考虑构成受贿罪或斡旋受贿;而当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自己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某种密切关系时,其身份则是自然人,应当根据具体行为考虑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能因其具有广义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而非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就不考量其行为到底是何属性或者说将行为属性的考量至于主体身份的考量之后。不论何种罪名,惩治的都是某一犯罪行为,该行为因行为主体具有某种身份而具有了更为严重的危害性、更为广泛的影响性,故而应适用其他更为恰当罪名来惩罚。放到此处来讲,不能因为行为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就忽略了对行为的详细分析,不考虑他到底是利用的何种身份,认定构成斡旋受贿,导致定性错误。


公权力的确应当被谨慎对待,因为其对国家、社会的秩序有着深刻的影响;公权力的滥用也的确应当严厉惩罚,以最大程度来保护人民的利益,维护国之秩序、社会之公平。但应当界定清晰的行为也要尽可能地界定清晰,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罪刑法定,这才是法治社会应追求的不枉不纵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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